作者 吴钩越剑
新官上任三把火，且不说怎么点火，先看新官。
新官其实老面孔。八师师长阵亡，新任师长很快走马上任。人民军队有前赴后继的光荣传统，八师只有一个副师长，何以祥可以说是不二人选。
何以祥何许人也？何以祥四川西充人。何以祥少小投军，但投的是白军。一九二七年何以祥才十六岁，因家境贫寒，乃当兵吃粮，就在川军扬森部下。军阀混战，又内哄不断，何以祥后又随张轩部闯荡。一九三零年十二月，红二方面军战史有一次很著名的事件，贺龙在走马坪摆了一场“鸿门宴”，将张轩等人拿下，余部二千余人，愿走则走，不愿走则当红军。何以祥此时迈上革命道路。
何以祥最初在贺龙的红二军团七师十九团三营七连当兵，何作战勇敢，多次负伤，身体两次被子弹贯穿，一次是在脖胫，一次是在右腿，想来必竟是在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，现在步枪的子弹就不会这么“客气”了。
何以祥一九三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也许是他是从旧军队里出来人，在洪湖苏区那场残酷的“肃反”运动中，竟被诬为“改组”派，险被冤杀。但何以祥确实是个人才，我以为何以祥不仅作战勇敢，还聪明过人，从班长当起，排长、连长、营长、团参谋长、团长，长征前，已是红2军团司令部侦察科科长了，我们知道当时军团长是贺龙，直接就在贺老总手下“当差”，可见是非常得到贺龙赏识的，如果细想一下，这时距离何以祥参加红军也不过五、六年光景。
一九三七年九月，何以祥从延安抗大毕业，要和今天来类比，也就是从军队的最高学府——国防大学毕业了，要委以重任是早晚的事。不久，何以祥就向山西八路军办事处主任彭雪枫报道，彭雪枫立马就给了何一个大队长——八路军山西学兵大队大队长，大队设在山西临汾，有学兵600余人，何以祥亲自教授单兵和班的攻防战术。不要小看了学兵大队，来此上课的多是中国革命史上的风云人物，周恩来、刘少奇、杨尚昆讲政治课，彭雪枫、张震讲军事课。一九四八年一月，何以祥应伤病从华野3纵“挂靴” ，在河北平山县中央医院休养期间，专程向周恩来、刘少奇、朱德总司令等中央领导汇报了华野三纵攻坚战术的经验。谁能想到，早在十年前，何与周等人还有“同窗之谊”呢。
当然这样“教书先生”的日子是有限的，但我们至少会有这样一个结论，虽然我们从何的履历上确实也看不出接受正规的教育，同是战争岁月中，对一个人成长过程也会不同，何以祥一直从事的是军事工作，但与许多指挥员相比，又有其“儒”的一面。抗日战争何以祥任一一五师教导二旅参谋长，山东纵队二旅旅长，山东军区司令部参谋处副处长。参谋处这个部门我是有几分疑惑的，处长肯定不能和参谋长并论。一九四五年八月，何以祥任八师副师长，这和王麓水一样，明显八师师一级的干部是提高一级配置的。随着八师的整编，何以祥走上“军”的岗位是“顺理成章”的，但因为王麓水的不幸牺牲，何以祥只是快走了一步当上三纵的司令。
至于说起何以祥受衔的事，确实是给人以话题的，解放战争的主力纵队司令员授上将的都不乏其人，虽然别人有别人的理由，但不管怎么说，这个角度上看，何以祥没有跟上趟。但何因病痛之故，在解放战争高潮到来之际离开战场，等他再披挂上阵之时，大戏都唱完了，会不会有人拿着说事，亦不可知。何任八兵团参谋长应该是三野时期了，百万雄师都过江了。参谋长这个职务有个网友说得很有道理，这个职务当年是“准”字号的。没有现在这么高。何建国后似乎是有些沟沟坎坎，何以祥任过山东军区参谋长（济南军区前身），六十年代又在浙江省军区任副司令员。直到“四人帮”倒台后，这才任上海警备区司令员，以后又兼南京军区副司令，算是多年“委屈”的一种补尝。网上对何受衔有一个说法，挺有意思的，不代表我的观点，现在谁再去钻牛角尖呢，茶余饭后的谈资罢了，现摘如下：
“再比如何以祥被许世友整，何以祥是二方面军出身，四川人，抗战期间配合王麓水带出了一个很能打仗的山东八师，解放战争初期，山东八路都不听陈毅指挥，包括许世友、王建安、宋时轮等，就一个八师坚决拥护陈毅，于是后来陈毅走了，何以祥在许世友手下混，当山东军区参谋长，就被摁在少将军衔上。何以祥是华野十二个主力纵队的12个首任司令里头军衔最低的，别人都是上将中将，何以祥向陈毅哭诉，陈毅竟然说我管不了军队的事情了。”
想来何以祥在授衔时苦脑是有的，但在一九四六年新年伊始，何师长新官上任，信心满满。滕县战斗后，八师又是一个休整，一月八日八师接到命令，第二天部队运动到台儿庄西南地区，眼下又是两军对垒，这是何以祥接掌八师大印的第一仗，要打好，还要打得漂亮。但没想到头把火把政委给点着了。
说了一号，自然是轮到二号了。这就是说，要想和王麓水当师长时一样，一人就把家给“当”了，这样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。丁秋生来任政委，在当时八师许多人眼里，甚至比何以祥任师长更理所当然，丁秋生是鲁南军区的政治部主任，而八师与鲁南军区本是一家，所以说丁政委可说是这支部队的“老人”，论与八师的关系比何要铁得多。这样，八师军政主官，都配置完整，接下来就看两人同心协力了。
一个连队的指导员，上课也好，谈心也好，归根结底是为了培养连队的战斗精神。至于带不带敢死队冲锋，要看实际情况。第四次中央苏区反围剿，当时丁秋生任四师十团机枪连指导员，在一次反击罗卓英部的战斗中，丁还真带过敢死队冲锋，冲锋中丁秋生顺手拾起一顶钢盔戴上，战斗中只听“当”一声响，一颗子弹穿透钢盔，子弹紧挨头皮，一次下意识之举，救了自己一命，这一回算是有惊无险。
是这样的，比起何以祥的“川军”来，丁秋生的“湘军”就更显得根红苗壮了。丁秋生是湖南湘乡人，和当年毛委员的家乡很近，丁秋生家是赤贫，从小在在安源矿上做苦力，这样的人参加革命还不“玩命”干。在第五次反“围剿”中，丁秋生差点革命“到底”了。在广昌最后一天的战斗中，丁秋生身上多处负伤，最严重的是左胳膊的动脉被打断，由于失血过多，昏迷了7天7夜。一个团政委可不能随便就丢了，师里专门组织了8个人的担架队，日夜不停，轮流抬着赶往瑞金医院，傅连暲院长亲自做手术，才保住丁秋生的生命。伤愈后，丁秋生在中央红星纵队当民运干事，中央红星纵队实际中央机关护卫队，所以经常有机会和毛泽东等人接触。据说丁秋生遇上了一件让他很“窝心”的事，最后竟然“惊动”了毛泽东。
抗战爆发后，丁秋生和何以祥一样都在“国防大学”就过学，不同的是，学习尚未结束，八路军后方政治部主任谭政就找他谈话了，组织上决定要他去军委工程学校任政委。但丁秋生一心想上前线，不想当“教书先生”，好说歹说，死活不从。最后谭政下了最后通谍，说：“你这样违抗命令，是要受处分的。” 丁秋生也干脆回答：“处分我也不去！”这真让谭政左右为难了。毛泽东听说了这件事，非常严肃地说：“下了命令不执行，那怎么行？军队是有纪律的。管军队要严 ，管干部更要严。不服从命令要处分！”谭政说：“丁秋生是想上前线，积极性是好的。丁秋生同志主席是了解的，是不是不要处分了？”毛泽东说：“越是身边工作的同志，越要严。”于是丁秋生受到党内警告处分，军委撤消了对他的任命，他被调到八路军留守处巡视团任巡视员，后任抗大政治部组织部干事、股长、政工干部训练队队长兼指导员、分校政治部党务科长。他还到中央党校学习，学习期间。接到命令，重新任命他为军委工程学校政委，这次他立即到任。一年以后，他被调往山东，任八路军山东纵队1旅政治部主任、鲁南军区政治部主任。这件事不知是真是假，但那种热切盼望上火线，不屑呆在后方的心情，至少是可以说是符合“历史真实”的。违反纪律，被处罚的莫过于许世友吧，“判刑”一年，“出狱”后，许不是也来到山东抗日前线了。
丁秋生建国后，“理所当然”地被授予了中将军衔。不久，丁秋生改行，干起了海军，是北海舰队的第一任政委。北海舰队当年真不能小看，这可是海军三大舰队的“大哥”。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底，丁秋生来八师任政委后，第一仗就是和何以祥打嘴仗，还争得脸红脖子粗，让周围的参谋干着急。
师长和政委上火，都是为了打仗。具体说，何以祥要“慢”打；丁秋生要“快”打。慢打有慢打的理由，刚进入战区，敌情不明，方位不清，不打则已，打则必胜。我说过，何以祥是属于工于算计的人。其实他这么想，也是受到参战团队和参谋作战部门的意见的影响，觉得今晚发起战斗，怕是会没有结果，建议上级推迟一天。而丁认为，这不是八师一个部队的事，有这么多部队在行动，他动你不动要误大事的。如果这个题，拿到今天来解，我想天平还是会倒向政委，所以我们对这场战事，还是要有所了解。
对此第三野战军战史有这样的记述：“一九四六年年初，国民党徐州绥靖公署为抢占战略要点，夺取有利阵地、分割山东、华中解放区的联系，又调集十万兵力，以第五十一、第五十九、第七十七军分左中右三路向鲁南解放区进犯。” 是时，津浦路沿线的战事基本告一段落，停战协议即将生效，能捞的只能赶紧捞。蒋介石调兵十万，陈毅亦调兵十万。除山野七万精兵，还有鲁南、滨海两到三个警备旅。陈毅对这一仗也是非常看好，乘势拿下兖州、韩庄、枣庄，把北犯的三十三军压回徐州。为确保取胜，还从粟裕处搬兵，把华中野战军的王必成的六纵也调了过来。而是时八师进入台儿庄西南地区，与远道而来华中六纵将在今晚发起攻击。是打还是不打，两位主官各抒已见，谁也说服不了谁。
看官，我想问一个似乎有些无聊，实在又非常幼稚的问题，师长和政委到底谁大啊。接下来，这个问题就明了了。参谋魏学诚就在他们身边，他是这样回忆的：“沉默良久，丁说：‘这样吧！我们是和华中六纵配合行动，可派人同他们联系，建议都推迟一天行动。如他们不同意，我们也只能今晚行动。’ 何同意这个办法，马让我立即带一名骑兵通信员到六纵去联系，并派人去骑兵排带一匹马过来。” 既然这个事在八师决定不了，那就把球踢给王必成了。
魏学诚参谋见了王必成，这事前面已经说了，但王必成对八师的意见不加任何考虑，就一口回绝了，他的观点是，我打得，你为何打不得？我也是第一次知道，早在一九四六年初，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就有了第一次“亲密”接触，我过去一直以为是在一九四七年的鲁南战役。